文章选自公众号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高善文

来源=《经济运行的真相》

中美关系是当前国际社会最复杂的关系，两国贸易摩擦涉及法律问题、经济贸易问题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都需要具备长期的知识积累以及很高的专业门槛才能够做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评论。

对我来讲，在资本市场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领域的商业研究，并不具备这些方面的知识积累，突然切入这样一个话题，本身似乎是很奇怪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2018 年初的时候，应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邀请，我同论坛组成员一起去往华盛顿参观。我们一行人拜访了华盛顿比较重要的经济类智库以及美国的经济决策部门。在进行此次访问的时候，华盛顿圈内对华进行贸易打击的策划基本上已经到了尾声，大家共同关注的不是是否会有一场贸易摩擦，而是中国会如何反击。

但是从北京出发的时候，我们留意到当时国内的媒体以及国内政府官员的公开表态，这些人对于即将到来的贸易摩擦似乎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大家普遍觉得中美关系虽然说不上多好，但是总体上可控，处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

这与我们在华盛顿看到的情况和了解到的信息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尽管现在媒体已经把舆论焦点聚集在关税和贸易上，但是实际上就我们当时在华盛顿看到的情况，美国策划的一系列行动远没有局限于贸易领域。最近，美国国会与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正在进行辩论，围绕外国企业在美投资法案要进行一系列重大修订。美国政府官员和智库都不讳言，CFIUS 这次修订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除了CFIUS 之外，在中美关系其他一些极其敏感的领域，美国实际上还有一系列触及中国底线的行动，比如美国签署通过的“台湾旅行法”。

这些与我们身处国内，从国内媒体获取的以关税贸易为主要领域的中美摩擦的信息并不完全一样。基于这样的原因，考虑到各位同学的专业背景，我们接下来对国际贸易关系中一些基础的问题展开讨论。

国际贸易摩擦的来源

在讨论中美关系之前，首先我们来看看经济和贸易领域一些基础性的问题。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组织经济活动中一种有效的方法，它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在市场经济制度之外，迄今为止人们没有找到其他替代性的制度，能够在很长的时段里面持续做到这一点。

20 世纪初，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曾经对市场经济制度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解决方案，但是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证明，相对于市场经济制度而言，应该说从长期来看，计划经济制度是不可行的。

1929 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人们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合理性抱有巨大的怀疑，至少当时的一部分美国学者是这样的。但是到了金融危机如此严重的2008 年，美国没有人质疑市场经济制度本身，这一点与1929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市场经济制度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两个关键的原因：一是市场经济制度通过自由交换促进了专业分工，每一个人集中做自己最擅长的事，通过市场实现商品或服务的交换；二是它能促进充分的竞争，充分的竞争既能刺激分工的深化，又能促进技术的进步、专业知识的积累。因此市场的范围越广，自由交易的范围越宽，整个社会分工的程度就越深，充分竞争的程度就越激烈，整个市场运行相对来讲就会越有效，进而越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改善。

但是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它需要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制度安排来支持，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之中少了任何一条，市场经济制度都无法正常工作。市场经济制度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有很多，其中至少有以下几条比较关键。

第一条是保护私有产权，包括知识产权，这是市场经济制度得以高效率运行的关键，没有这一条，市场经济制度完全无法工作。

市场经济制度所需要的第二个极其重要的安排是，市场经济制度必须能够破除垄断，抑制强权，保证公平和充分的竞争。市场在竞争过程中很容易形成垄断，这些垄断有可能转化为政治上的强权。

《经济运行的真相》

高善文/著

中信出版社

2020年4月

一个能够正常运作的市场经济制度，必须有能力破除垄断和抑制强权，保护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从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情况来看，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做到。

此外，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需要通过大量的交易来实现，而要完成交易，就需要一种非常便捷可信的汇兑工具和汇兑安排。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说，人类有三大发明：一是学会了使用和控制火，二是发明了轮子，第三大发明就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使现代人可以非常便利、稳定、可靠地大规模交易，而这一点实际上在几百年以前是很难做到的。

总的来说，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是我们所知道的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是它需要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需要通过政府的强制力来维护。保护产权需要政府的强制力，破除垄断、保护公平和充分的竞争同样需要政府的强制力，发行现代的信用货币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政府的强制力。

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市场的边界问题。

市场是通过自由交换、专业分工和充分竞争来提升效率和促进增长的。在这种安排中，有没有什么强大的理由，必须把市场的边界限制在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内呢？有没有什么合适的理由使我们相信，将市场限制在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就是最好的？

没有这样的理由。因为市场是通过自由交换、专业分工和充分竞争来实现效率提升的，所以市场内在的力量一定是跨越一个国家的自然领土边界的。它所能实现交换的范围越大、分工越深入、竞争越充分，越能促进改善参与贸易的所有国家的福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市场的力量延伸到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外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它延伸到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外以后，能够更好地促进所有参与方的福利改善和经济增长。

但是在早期非常长的时间里，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在技术上存在一些困难。除了法律、汇兑方面的很多困难之外，早期在技术层面上还面临着运输、信息交流的种种困难。比如说，大规模的交换就涉及货物的运输，当生产实现全球分工之后又涉及更大规模的运输。在非常早的时候，在一国的领土之内实现长距离的运输是很困难的，更不要说跨越大洲的超长距离运输了。另一个约束就是信息的流通，商品交换需要实时获取大量的信息，比如交易行情、价格变化、当地需求的波动等，而信息的大范围流通在早期也是极难以实现的。

我们知道跨大西洋电报是在20 世纪初出现的，跨大西洋电报所标志的远距离即时通信的实现，对贸易在全球范围之内更加快速的推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并不是唯一的作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标准集装箱的推广大大降低了远洋运输的成本，也在客观上破除了在全球范围之内展开贸易的另一个约束。信息交流和货物运输问题的解决为市场在更大范围的扩张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然，在这些重要变革出现之前，技术也一直在快速进步，国际贸易的成本在不断下降。

前面讲的两点，第一点是市场需要一些强制力量来保证，第二点是市场自发的力量会跨过一国的边界，这两点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

如果市场要跨越一国的边界去展开，市场就变成了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活动，它面临的基本困难就是用何种力量来实现保护私有产权、维持汇兑体系以及保护公平和充分的竞争。市场力量跨越一国的边界面临的一个内在的困难就是，一个国家在内部用来维持市场正常运作的一系列安排，一旦跨越国界以后，它的有效性、可得性就面临巨大的困难。

全球贸易发展的历史

如果我们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通信技术和运输技术不断改善，贸易总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促进福利改善，那么贸易占整个GDP 的比重总体上应该一直在上升，而且只要贸易占GDP 的比重在上升，自由贸易的范围越来越广，它就越来越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我们观察历史上的案例，一般认为如果把1890—1900 年作为起点，到1920 年前后差不多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全球贸易或者是以货物贸易自由化为标志的全球经济曾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在这段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货物贸易量相对全球的GDP 是有明显上升的。经济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商品在全球范围之内流通，这一过程相对GDP 以更快的速度展开，使全球经济经历了第一轮黄金时期，而这一轮全球化也刺激并促进了当时深刻参与其中的相关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参与这一浪潮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西欧国家、日本等。

但是从1920 年这个顶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球化经历了二三十年的严重收缩和倒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甚至比美国内战结束的时候还要低。

尽管人们并不认为这一次全球化的崩溃是当时全球范围内经济萧条的原因，但是所有人都同意这次经济全球化的倒退延长并加剧了经济大萧条。这一点也是容易理解的，本来市场在跨国的自由交易中分工程度是非常深的，然后跨国的交易突然中断了，分工只能在非常小的范围之内展开，这基本破坏了一个经济所拥有的生产潜力，也基本破坏了经济所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技术边界。

既然市场力量这么美好，全球化跨国贸易这么美好，那么为什么在 20 多年时间里全球化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倒退和收缩？

非常重要的原因是，1900—1920 年的全球化没有一个相对应的全球治理结构去维持它。市场力量需要一些基础的制度安排去维持，需要保护产权、促进竞争以及国际汇兑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去维持。而这一轮全球化没有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去支持它，它完全是由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全球化。

当这种自发形成的全球化处在上升浪潮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获益，大家都纷纷加入其中。但是当经济衰退到来的时候，每一个国家的反应都是要保护本国的产业，保护本国产业的方法就是竞争性加税，因此跨国贸易基本上就被阻断了，贸易活动局限于越来越小的范围，这加剧了经济收缩，从而进一步增加关税的压力，形成恶性循环，全球化就崩溃了。

除了加关税之外，为了维护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政府另一个办法就是对货币进行竞争性的贬值。货币竞争性贬值的结果是国际汇兑体系极其混乱，加剧了经济收缩和衰退，带来了全球化20 多年的停滞。

这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由市场内在的性质和通信技术、运输技术等所主导的全球化趋势，需要全球的治理安排去维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相对于全球的GDP，全球贸易经历了一轮又一轮大幅度的上升。从1945 年到现在70 余年时间里，相对于全球的经济增长，全球贸易在以更快的速度成长。全球化在商品贸易以及后来在生产层面上深刻展开，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和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这一现象具有发言权的国家之一是中国，中国在1978 年改革开放经济以后能够实现惊人的经济增长，关键的原因是我们加入了全球经济的分工体系，我们的商品能够销售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加入了全球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形成过程之中，没有这样的基础，不太可能取得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惊人的成就。

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球化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并在70 年的时间里，在非常大的范围之内，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重要的相关事实。

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近代中国的衰落在鸦片战争之后几乎是不可逆的。从近代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出现近150 年的连续大幅度下降。

再来看美国，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除了中国，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就成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1890—1900 年，美国已经超过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后美国始终维持着这个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以市价汇率计算，美国的经济产出占到全球近一半的比重。到1960 年，这一比例仍然有40%。现在，以市价汇率计算，这一比例仍然有25%，美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开始上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这一上升急剧提速，截至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商品出口金额约为2.3 万亿美元，美国约为1.5 万亿美元，日本只有0.7 万亿美元。再来看商品加服务出口，到2017 年中国已经是第一大商品和服务出口国，出口额接近2.5 万亿美元，美国只有约2.3 万亿美元，日本接近0.9 万亿美元，中国大约是日本的3 倍。

再看制造业（2016 年数据），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近3.2 万亿美元，美国近2.2 万亿美元，中国的制造业产出比美国大50%，是日本的3 倍。现在中国制造业的产出比美国加上日本都要大，大概再过几年，中国制造业的产出将比世界七大工业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大。

基于现在的趋势，大约到2028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以市价汇率计算将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在25 万亿~30 万亿美元，而一旦中国追上乃至超过美国，美国可能就没有太大的机会重新占据第一的位置。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届时日本的经济体量将有多少呢？5 万亿~6 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或者美国的体量都将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5 倍。

我们看到，自鸦片战争衰落以后，到2030 年，经过近两百年的努力，中国重新回到了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这是我们观察中美贸易摩擦的时候，必须清楚的一些基础性事实。

在这些经济背景下，我们首先尝试回答为什么在1945 年以后，全球贸易能连续70 年出现如此高速的发展和增长。基本的原因是，在1945年，美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50%，美国对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足够的愿望，也有充分的能力。有足够的愿望是因为美国占全球经济体量的一半，所以建立这样的体系美国获利最大。在能力上，美国及其盟国刚刚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经济、军事、科技上的实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挑战。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由一系列的支柱构成。

在贸易层面上，早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后来的WTO（世界贸易组织），引导各国单向、几乎不可逆地降低关税。所以“二战”以后，全世界关税水平不可逆地稳定下降，由此促进了贸易的繁荣。

在国际汇兑安排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体上维持了国际汇兑体系的稳定。尽管在这期间也出现过一个或者几个国家的汇率危机，但是总体来讲，汇率危机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扩散的范围也都很有限，而且最后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下得到了化解。

在政治上，联合国虽然不是一个特别有效率的政治组织，但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建立的国联相比，还是更有力量一些，此外还有世界银行等。

我们在第一部分讨论了两个事实，一是市场需要一些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二是市场的力量是超越国界的，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在第二部分的讨论中， 1945 年美国经济体量巨大，美国有意向和能力去建立一个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保证了战后全球经济的高速成长，中国在融入这个体系以后受益。

新时期的美国

中国经济实力快速提升，到2030 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比美国还要大，这种变化几乎是不可逆的。而美国对继续维持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愿望和能力都在下降，至少边际上在下降。在这一背景下，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以及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面都会持续存在的中美争执等一系列问题。

现在我们把经贸问题稍微放一放，在一个超越经贸关系的更大的层面回顾中美关系，然后我们再来聚焦经贸问题，可以把很多问题看得更清楚。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经贸政策都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问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

我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

美国国家利益的第一个层面是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在全球范围之内对此进行推广。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实用主义的一面，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总是在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摆动，在大多数时候是实用主义，但当其占据优势的时候，又会变得比较理想主义。美国外交政策偏理想主义的这一面，是要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可能在全球范围之内推广它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第二个层面是保证美国在核心技术和军事能力上拥有领先甚至压倒性的优势。美国只有拥有这些优势，才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意识形态，才有可能去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

第三个层面是让美国的商人在全球范围之内能够自由地做生意，确保商人能够受到其他国家公正的对待，保障其利益得到充分的保护。美国商人利益在他国受到侵害，可以找美国领事馆、美国商会，美国政府就会出来交涉，目的是要保证美国商人在这个国家受到公平的对待。如果他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美国就劝说这个国家政府这样做，否则就用其他方式进行制裁或报复。

综上，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由这三个层面组成的。

当我们理解完这三个层面以后，我们再回到全球格局来看中美之间的争端。可以说，在所有这三个层面上，在美国看来，中国都对美国构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

中美关系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讨论完这些问题我们就容易知道和理解，在对华经贸问题上奉行强硬路线是美国两党的共识，在美国国会享有广泛的支持，在美国社会也越来越享有广泛的支持。

纵观中美建交40 多年的历史，1972 年中美建交以后，尽管中美之间在很多领域存在不同，但是中美两国关系友好，留学生可以交换学习，经济可以正常往来。

1992—2012 年，美国的战略思想界希望把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体系，进而希望中国会由此变得更市场化、更接近美国的意识形态。对美国商人而言，中国市场广阔，可以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当时在技术上完全不足以对美国构成挑战，所以美国的战略思想界和工商界都支持与中国接触，美国商会对华态度友好，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

2012 年以来，中美关系的这些基石都动摇了，反对中国逐渐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

总的来说，美国国内有三种政治力量，在反对中国这个层面上达成了高度共识。第一股力量是美国战略思想界，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美国背向而行，以前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第二股力量是锈带地区的产业工人，认为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后承接了大量制造业工作，导致他们失业。第三股力量是美国的工商界，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对他们构成了不公平的竞争，侵蚀了美国的利益。

美国的战略思想界、锈带地区的产业工人和工商界，是三股相互独立的政治力量，但是这三股相互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反对中国的问题上达成了高度共识，取得了广泛共鸣。从美国的政治光谱上看，这大约是目前的状况。

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寻找和扩大利益的交集，需要把经贸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共同利益加以维护和巩固，需要在涉及经济模式等关键问题上相互妥协，并形成制度化的安排，需要在各自的政治光谱上找到可靠的内外盟友。

需要担心的是，如果这些妥协无法达成，在双向投资、技术合作、人才流动等领域，中美会从过去日益融洽的局面走向未来不断分离的局面，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会分裂为中美各起炉灶的碎片化过程，中美关系由此将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经济观察报书评